曾在大公司顶楼吹风，如今却深陷围城...硅谷科技媒体的困与爱 | 特稿编译

谷歌新闻、雅虎新闻、Facebook资讯……这些名词听起来似乎并不违和。如今，一些公司既发展科技产业，又拥有自己的新闻编辑室。那些资金富足的媒体创业公司以及一些报业集团，比如《华盛顿邮报》，也都被科技大亨所持有。

在两者共生共存的背景下，科技报道在现代新闻业中呈现出巨大的责任危机。在新闻报道中，谁是受益者？新闻价值是否尚存？科技报道的未来走向会如何？本期全媒派（qq_qmp）为你详加解析。

Facebook主页上的新闻资讯版块

冲突：信息垄断造就“保密文化”

科技报道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并非源自记者的调查冲动，而是因为个人电脑的兴起，报纸一夜之间开始大量刊登科技类广告。《纽约时报》的资深科技报道记者John Markoff还记得，硅谷的原始文化是“开放与合作”，非常欢迎记者朋友。80年代早期，Markoff还能够接触到Homebrew计算机俱乐部——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计算机爱好者团体，其中不乏掌控着硅谷运转的技术专家。1976年，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Steve Wozniak就是在Homebrew的一个会议上，首次展示了苹果一代电脑的设计。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运营科技版块的人从占领文化经济中的一块专营市场，发展成为了有权有势的商业领袖。硅谷的文化和影响力同样发生着剧变，“早前苹果公司的地位很边缘。”Wired杂志的建设执行主编Kevin Kelly说：“它让人感觉很木讷，但现在却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

苹果公司虽然处于硅谷早期“媒体开放文化”的中心，但它仍然上演了一出大逆转。Steve Jobs精于“产品惊喜”的艺术，先由大众踊跃猜想可能的新功能，苹果公司再在发布会上予以宣布，从而在舆论界激起千层浪。有时，铺天盖地的报道甚至可以看作是该粉丝文化的衍生品，让人觉得媒体似乎是为这种文化而服务的。

苹果公司新品发布会现场

“限制接触”也是一种新闻性的手段，互联网的威力造就了硅谷的“保密文化”。科技巨头们犹如政治候选人一般，不再只依靠新闻稿去传递信息。

反过来，一些世界级大公司后来干脆照搬媒体对它们的报道，因为这些记者仅靠着公司自身发布的信息来获取材料，几乎没有什么能质疑该公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像谷歌这样的公司，能凭借尚未成型的科技产品将大众眩得眼花缭乱。”《今日美国》前副主编、非盈利性团体“消费者保护组织”隐私项目总监John M. Simpson说。与其他大量报道谷歌的记者不同，Simpson对谷歌公司“无人驾驶车”项目一直持批判意见。

谷歌公司的无人驾驶车

科技报道的常态变成了科技公司的博客大汇总，几乎没有额外的分析报道。这种缺乏质疑精神的一大案例就是对医疗科技公司Theranos的报道，此前报道声称其研究出了一种无需针头且价廉物美的方式来抽血和验血。直到去年，《纽约客》上一则关于Theranos公司创始人的简介让《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记者John Carreyrou心存疑虑，频频发问质疑该科技的真实性。他的报道让其他记者深受启发，最终促进了联邦刑事调查介入，调查该公司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和监管者的情况。

“如其他地方一样，硅谷的问责报道做起来有难度，但非常重要。”《纽约时报》的科技记者David Streitfeld说：“因为科技类问责报道的历史积淀很浅，不像白宫报道或者市政报道那样有大量记者前辈开路。”

Theranos公司的产品广告

转折：让阵痛换来突破

科技公司“都在致力于改善我们每天的生活”，《泰晤士报》报道亚马逊公司过度使用劳工一事的记者Streitfeld说：“它们成功了会怎样？谁会蒙受损失？当它们停滞不前，就像Facebook在印度的发展那样，又会怎样？在我看来，科技产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

Streitfeld的同事Kantor补充道：“科技公司是先锋部队，它们决定着文化的走向。文化从中而来，我们也由此看到我们的未来。”撰写亚马逊的故事时，Streitfeld和Kantor采访了100多位亚马逊的雇员，Kantor在采访过程中多听少说，故事便从雇员口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她说，最让人难忘的往往是那些在桌边哭起来的员工，而不是他们最终文中引用到的那些人。“我年轻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最好的故事是从身边的事中挖掘出来的。”Streitfeld说：“就这篇文章来说，因为亚马逊称它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作非常辛苦的地方，甚至还为此感到有些骄傲，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问这些雇员，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报道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对“保密文化”的渗透。LinkedIn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Streitfeld在上面花费了数小时来梳理人脉，“这就像给公司做个X光检查一样。”总而言之，Streitfeld和Kantor用了六个多月——一段对《泰晤士报》来讲也相当奢侈的时间——来报道这个故事，最后以反叙述的形式发布在自媒体平台Medium上，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同时也迅速招来了非议。亚马逊以及谷歌、优步、苹果、Facebook公司的代表都拒绝了针对此文的采访要求，或者对此干脆置之不理。

亚马逊公司与《纽约时报》的纷争

“做这类文章最大的挑战在于，它打破了公司以往想要的并且常常能得到的正面报道。”Streitfeld说：“在科技报道领域有一种氛围，就是认为只要到了硅谷，传统的报道准则就行不通了。科技公司总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是为了世界的改变’，这没错，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更好的而不是更懦弱的新闻报道。”

哥大新闻学院数据新闻中心主任Emily Bell表示，在很多主要的新闻机构中，即使有着强大的科技版块，也没有贡献足够的资源以发展维持相关报道。“要想报道好科技产业，其事关社会、文化、人权、政治等诸多方面。你也许有个华盛顿办事处，但是那儿并没有了解计算机基础建设或是人工智能的人，他们也不了解有着政治色彩的数据。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新的权力系统，目前新闻机构在该领域涉足尚浅。”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数据新闻中心主任Emily Bell

困境：科技报道的专业局限

调查报道中心旗下的网站“Reveal”自身并没有设科技版块，但它在报道隐私、监管等内容时会覆盖科技报道。网站的高级编辑Fernando Díaz表示，“建立一个具体的关注点有利于记者更好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架构，这也给观众一种报道的持续感，让他们觉得我们在致力于报道一个特定领域。”

比如Reveal曾经报道过一个案例，加州警方官员持有他们认为的黑帮成员的秘密数据，记者便对执法使用相关数据时是否应先有搜捕令提出了质疑。这一类故事就非常适合长期的追踪报道，其能量就像主流报纸刊登出一篇重磅独家新闻一样。报道的角度也很多样，监管、法律、对个人的影响以及其他执法手段等，都可以挖掘。

Reveal网站首页

哥大数据新闻中心的研究员Sara Watson表示，科技报道（尤其是批评报道）的质量在提升，但未来的路还很长。“批评报道的角度可以以多种形式呈现，新闻稿、专栏文章、博客、财经版块、讽刺文学、科幻小说……”她说：“批评报道所缺乏的，是批评之后没有针对问题给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你是以记者的身份来写作，会更加困难。但是如果能帮助大众建立起思考解决方案的意识，新闻机构就非常可靠了。”

Watson说，从新闻编辑室的人员组成就能看出进步的迹象。比如BuzzFeed关注科技领域的旧金山分部，就雇用了跑劳工专线的记者。她说：“这个岗位在几年前还很难以想象，但如今对科技工作的重视使这一切变得非常自然。”Watson表示，最好的批评家并不总是记者，反而可能是与科技产业有紧密联系的人，毕竟他们所说的话会有实质上的影响力。

BuzzFeed科技版块的页面

对记者来讲，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没法报道所有的事。当你手握一系列选题时，考虑放弃哪些部分可能更让人倍感压力。当然，其他报道领域的记者也会有类似的选题压力，但是在科技领域，这种压力来自新闻编辑室的局限、相关资料的减少以及科技与媒体日益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一些从网站起家的媒体合资企业，2016仍然是萧条的一年。博客网站Mashable在编辑方向上大调整，削减了不少编辑类雇员，并计划将重心转移到视频娱乐新闻上。裁员同样席卷了国际财经时报、BuzzFeed、News Week以及Vice News，尽管Vice声称这次裁员是为了视频业务的扩展。与此同时，观众市场的细分也促使新闻编辑室慎重思考它们的目标群体。

转型：今后媒体公司意味着什么

The Verge网站在编辑内容时兼顾了广度与深度，这种努力似乎得到了回报。它的编辑团队对每日新闻反应迅速，又能时不时写一些深度特稿惊艳读者，这些稿件对科技领域的覆盖不亚于对经济、文化、健康、犯罪等内容的报道。比如记者Colin Lecher就曾深度报道了监狱里电话服务的垄断，无论是其文章还是线上的演讲，都让人印象深刻。Colin用一个计时器向观众展示了，如果从监狱往外打电话的时间与你读一篇文章的时间相同，你将花费多少钱。

监狱电话垄断报道后续

The Verge还从Facebook上的一个页面起家，创办了一个新版块——一个名为Circuit Breaker的小博客。这一举动非常聪明，因为读者已经在刷FB时消耗了很多时间了，顺便就会注意到这个博客。当Facebook的成功与新闻机构的幸福看起来势不两立之时，这一步走得十分大胆。毕竟在别处，大量的新闻机构还倚仗着富豪们的资金支持。

“我们应该重新掌控信息的散布权吗？”数据中心的Bell问道。“我觉得如果新闻机构不对这个问题加以思考，会非常可惜。一旦新闻机构开始觉得‘啊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新闻，把销售啊传播啊这些事交给谷歌它们就好了’，这就很危险了。不过，现在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传统出版技能在走下坡路了。”

这样的前景，会让那些坚信传统新闻价值的记者胆战心惊。“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而不是公关，是因为它与政府、商业都保持了一定距离。”Bell说。

NYT推出的晚餐包

Bell认为，传统新闻机构面临的挑战是辩证地思考在2016年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作为一家媒体公司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机构能做的，并不仅仅是卖报纸，或者说有个新闻网站。比如《纽约时报》就在卖“晚餐包”——你在《纽约时报》烹饪网站上看到的食谱，其原料都装在这个包里。五到十年前，关心科技产业的记者和学者就经常谈及多样化收入的重要性，如今，这个话题又向前发展了。媒体公司不仅要增加经济收入的来源，还必须得考虑它们生产与传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以及在五花八门的平台中选择一家合适的进行发布。

“收入只是产品的一个方面。”Bell说：“多样化的收入并不意味着新的生财之道，它只是提醒你做出彻底的改变，并且做好不断改变的准备。”

新闻机构与科技公司的“相爱相杀”是科技产业发展的自然产物，而矛盾产生之际的磨合，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自我调整。也许“纸媒将死”，但新闻不会消亡。作为大众的“看门狗”，新闻媒体有义务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帮科技发展把好关。

编译来源:

Access,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and Silicon Valley

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media-company-or-tech-firm/?utm_source=wanqu.co&utm_campaign=Wanqu+Daily&utm_medium=social